我的幸福童年

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。

那个年代，是一个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后，国家资源匮乏、百废待兴、供不应求、集体土地所有制的计划经济时代。那个年代唯有生儿育女没有实行计划。在农村，想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，不愁不长，只愁不养。谁家没有三、五个孩子，没有庞大的家族，在生产队就显得势单力薄，说话做事低人一等，常受人欺负，那是个靠拳头讲理的年代。　　 
　　父母亲整日忙于生计，挣工分养家糊口，过着日出而作、日没而息的生活，哪有闲功夫照顾自家儿女。我们就像一群小猫小狗，全都散养着，大的带着小的，只要无病无痛，少不了，死不掉，父母亲就高枕无忧了。　　 
　　到了70年代，农村依然是无水、无电、无路，经济严重落后、萧条。我们过着萝卜、山芋当顿的生活，平时难得吃顿大米饭，更别指望吃鱼吃肉了。只有家里卖猪那天，宴请来帮忙的左邻右舍，我们才能打打牙祭，站在八仙桌旁，等待大人们的赏赐，吃上香饽饽的肉汤泡饭，那才叫一个爽快。

我们数着指头盼过年，能吃上几顿鱼肉大餐，过上几天好日子。三十夜爷爷奶奶发给我们1毛、两毛压岁钱，我们就高呼万岁。初一上午，我们穿着自认为最漂亮的衣服，早早地挨家挨户拜年，讨得一两块糖果，中午时分，一蹦一跳跑回家，先比谁的大白兔奶糖多，再比谁的糖块多，藏着、掖着慢慢品尝。　　 
　　那时的农村教育，根本不受重视，处于半瘫痪状态，“读读读，书中没有红烧肉”、“一字不识，天下去得”、“知识不值钱，力气是本钱”的愚昧无知在农村根深蒂固。把土改运动中没收来的地主老财的房屋修整一下，就成了我们的学校、教室，在教室前支一块门板，刷一片黑漆，就是黑板了。在当地找个有文化的农民，就成了我们的代课老师，我们上的是复式班，1-3年级就一个老师，他卷着衣袖，露出裤腿，带付眼镜，唾沫四射，拿着个戒尺在黑板前晃悠，给我们上课。我们一个个紧挨着缺胳膊少腿的长条板桌，或坐、或卧、或仰或伏在桌上，相互嘻笑打闹，根本不听老师讲课。年龄大几岁的同学，天不怕、地不怕，胆敢和老师斗嘴造反，甚至和老师动手，最后还是父亲来到学校，当着老师的面，痛打一顿，向老师认错了事。

别看我们都是十来岁的小“淘气鬼”，一个个胆子大着呢！敢上树揽鸟，地上捕蛇，下河捉鳖。　　 
　　放了暑假，那就是我们的天下。天气象个大蒸笼，热得人们喘不过气来，蝉鸣声此起彼伏，叫得人心烦。大人们手摇芭蕉扇，坐在大树下纳凉。我们几个小孩子可捺不住性子，光着屁股（在农村，十岁左右的男孩子是不穿裤子的，胸前穿个兜包），头上罩个蓖麻叶子，用麦草编个喇叭形笼子，绑在竹杆顶端，沿着老城黄公路，一棵树一棵树的捕捉知了。每次都能捉到很多，条件稍好的人家，剪掉知了的翅膀和脚，和着面用油炸，味道酥脆可口；条件差的人家，就在土灶锅洞里用火烤，吃起来烫嘴，嘴唇四周都是烟灰，乌黑乌黑的。　　 
　　70年代的小男孩没有不会游泳的。胆小在河边水浅的地方“狗爬式” 游泳，我们胆大的，在河中央打水仗、捉迷藏，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在一、二　十米　远的地方才露出头来；换口气，沉下去，再浮出水面的时候，已经到了岸边，顺手捉些鱼虾、河蚌、螃蟹等，用芦竹叶子搓成绳子，把我们的战利品一个个捆扎起来带回家，晚上又是一顿美味大餐。　　 
　　随着烈日西下，蝉儿停止了鸣叫，青蛙又粉墨登场。在田间、沟边、水渠中肆无忌惮地哇哇叫，我们又三五成群地拿着鱼叉，背着鱼蒌子，打着手电筒，满世界的叉青蛙，一两个小时就能把鱼蒌子装满。　

暑假生活刚结束，我们就盼望着寒假了。放了寒假，生产队的打谷场成了我们的游乐场，大家在一起梭铁环、放风筝、跳绳、踢毽子、玩“打不死”……无所不能、无所不会。尽情地玩耍，谁要是耍赖，打上一架回家，鼻青脸肿的跑回家告状，爷爷奶奶“护短”，出来吵一架。第二天，我们好了伤疤忘了痛，又是好朋友，在一起开心的玩。　　 
　　到了腊月二十左右，家家户户就忙着过年了。天气寒冷，所有的河面都已封冻，晚上六、七点钟，人们早早的上了床，我和哥哥趁着夜色，跑到附近的河面上，用钉钯砸几个冰窟窿，第二天早上趁人们还未起床，跑到河面上，从冰窟窿里捞几条游到水面呼吸空气而被冻僵的大鱼，留着过年招待客人。　　 
　　我的童年生活，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但过得无忧无虑，享受无穷的乐趣，快乐并幸福着！